第八章 闲谈

    咳咳咳咳咳！

    这时船舱里传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王文佐眉头微皱：“听起来刘刺史的风寒更重了，要不在河阳的驿站歇息两日，待他病好些再赶路！”

    “不如到了洛阳再说吧！”金仁问道：“驿站的情况你我都知道，就是个好人住久了也会生病，我在洛阳有座宅邸，刘刺史到了洛阳就先住下，再请个好大夫来看看，病养好了再去长安不迟！”

    “这倒也是！”王文佐想起来时路上的那些驿站，满是跳蚤的床铺，只隔着一道墙的马厩，往往含有异味的井水，只能说比军营强的有限，若非现在已经是初冬，还不如睡行军帐篷，至少不用担心被传染病。

    “不过这样的话就要辛苦三郎你了！”金仁问笑道。

    “辛苦我？这个怎么说？”

    “刘刺史今年有六十了吧？这个年纪又感染了风寒，没个十天半个月是好不了的，就算躺下两三个月也不奇怪！我们总不能在洛阳等到他好了再去长安吧？你是副使，那担子不都落在你肩膀上了？”

    “若是如此的话，只怕刘刺史就不肯留在洛阳了！”王文佐苦笑道：“以他的性子，强撑着也要撑到长安！”

    “这就不是强撑着的事情！”金仁问笑道：“他到了长安也一样得先把病养好了，就他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见天子？与其在长安养病，还不如在洛阳养，从洛阳到长安这几百里路可颠簸得很，他未必吃得消！”

    “这倒也是！”王文佐点了点头，从洛阳到长安要经过豫西陕南，这块地方多半是崎岖不平的山地，黄河这段又无法通航，只能走陆路，刘仁轨这年纪又有病，硬撑的话途中病死也不奇怪。

    “辛苦归辛苦，不过对于三郎来说也是个好机会！”金仁问笑道：“以三郎的才具，天子见了也一定会大加重用的！”

    “朝堂上的拜见，应该也就是走走流程吧？”王文佐问道：“隔着很远，跪在地上磕头，然后问几句话，连脸斗看不清，哪里还能看得出有无才具！”

    “你说的那是大朝会！”金仁问招了招手，将王文佐带到一旁，压低了声音：“当今天子的身体一直不好，最近两年更是时常发病，时常头疼的连亲自批阅奏疏都很难了！那种仪式繁琐的大朝会，天子早就已经很少参加了，像你这种要么不见，要么就是在内廷私下里几个人的场合！”

    “御体不好？”王文佐吃了一惊，倒不是对高宗皇帝身体不好，而是金仁问竟然连这等御内机密都告诉自己，这个人情分量可不轻。

    “是呀！”金仁问叹了口气：“你知道吗？先帝的子嗣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人，偏生这三人个个身体都不是太好，今上不必说了，废太子有足疾，不良于行；魏王身形肥胖骑不得马，三十二便过世，倒是庶子个个英武过人，继承家风，你说这是不是天数有奇？”

    王文佐张了张嘴，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当今天子先祖起家于代北武川，后随贺拔岳西入关中为八柱国之一发迹，弓矢骑射可谓是家传安身立命的本事，李渊、李世民也都是马上天子，结果到了李治这一代，三个嫡子不要说上马驰射，就连一个正常的健康人都不是，若是用点神秘学的话就是大唐天子身上流淌的英武果决的血脉在嫡子身上已经枯竭了，这可是个很吓人的罪名。

    金仁问见王文佐低头不语，也不催问，笑道：“河面上风大了，若是得了风寒可不好，我让人煮了热汤水，大伙儿回船里喝碗暖暖身子！”

    王文佐如蒙大赦，回到船舱，他走到刘仁轨身旁，询问病情，刘仁轨苦笑了一声：“老了，身子骨不成了，倒是拖累三郎了！”

    “刘公何出此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他劝慰了两句，将方才金仁问的安排复述了一遍：“这是金总管的意思，刘公以为如何？”

    刘仁轨叹了口气：“他说的不错，我这个样子就算到了长安，也见不得天子。与其路上苦熬，不如就在洛阳把病养好了再说，面见天子的事情就只有交给你了！”

    “属下明白！”王文佐应了一声，稍一犹豫道：“方才我听金总管说天子身体不是太好，所以估计朝见之处不会是在朝会上，而是在禁中！”

    “关于天子的御体，我曾经有所耳闻！他在长安多年，朝中之事知晓甚多，你须得多向其请教，可以少许多麻烦！”

    “是！”王文佐见刘仁轨神情疲惫，便说了几句闲话，便告退了。到了外间，他喝了两口热汤，心思却愈发重了，金仁问方才和自己说的那番话，可以说是细思恐极，难道这厮在长安有啥大阴谋在等着自己？

    若是自己没记错的话，从高宗中期到武则天改朝换代，长安城里的各种惊天大案就没断过，今天还是万人之上的王公贵戚，明天就是满门抄斩，后世网上还有人说这是李治和武则天消灭关陇门阀贵族，王文佐穿越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人都以为大唐皇帝想象成后来明清两代专制皇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样子，将从唐到明五六百年的社会变迁视而不见。

    比如唐代的州一级的财政权力远大于明清两代，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从宋开始除去给州官发工资养杂役厢军一点钱粮之外，剩下的税赋基本都是运往京师，而唐代的赋税大体上分为上供、留使、留州三部分，因此唐代地方财力远大于后世，而有了钱就有了兵，也就是说唐代中央对地方比后世弱小很多。还有选任官员、宗族、特务机构等等诸般事情，其结果就是唐代皇帝成了一份高风险职业，无时无刻处于阴谋之中，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后世记载的那些诛杀、牵连不过是皇帝的自保和报复而已，而不是针对性的清洗。为了佐证以上观点，韦伯可以提出一个建议：请读者们百度一下唐代皇帝中有几位是通过正常父子继承，而非军事政变等非正常手段登基，有多少是非正常死亡，在21位唐代皇帝中占多大比例，然后再和宋、明、清这几代大一统皇朝作比较，答案肯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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